社会如戏：游戏化、假面与角色理论 - 知乎

人的生平就是一系列不间断的假面舞台表演，面对着不同的观众，有时不得不迅速更换戏装和面具，角色千变万化。在舞台上笨拙表演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

在社会这场大戏中，或许，我们可以将悲悯的情怀、适度的承诺和一定程度的喜剧意识结合起来。这就会产生一种与之相对的姿态，其基础是觉得社会根本是就是一场喜剧。

一、社会角色与角色期待

社会学有一个经典的理论——“角色理论”（role theory），社会的存在形式是由社会角色组成的网络，角色扮演和身份构建过程一般是不假思索、没有计划的，几乎是自动的。我们的社会好像就是一场木偶戏，社会为一切剧中人提供剧本。因此，演员进入被指派的角色之后，大幕随即就拉开了。幕布揭开时，小木偶活蹦乱跳，但操纵它们的是肉眼看不见的木偶线，它们高高兴兴地扮演被指派的角色，完成那一出出即将上演的悲喜剧。

也许你就会好奇为什么这些木偶如此入戏，因为角色是对典型期待的典型回应，角色既携带着行为又携带着与之共生的情感和态度。因为大多数时候，我们的指望正是社会对我们的期望。我们想要服从社会。我们想要得到社会指派给我们的身份和角色。

从宏观上说，角色是由社会决定的，已如上述；从微观上看，角色和身份是由社会情景决定的，身份是由他人决定的。

**有趣的是，面具、角色和人这三个词同出一源（persona）。**古希腊的喜剧演员戴面具，面具决定角色，也决定演员的身份。人的生平就是一系列不间断的假面舞台表演，面对着不同的观众，有时不得不迅速更换戏装和面具，角色千变万化。在舞台上笨拙表演的伶人，登场片刻，便在无声无息中悄然退下。

既然社会的存在形式是由社会角色组成的网络，而且每一个角色又可能成为扮演者逃避责任的长期或暂时的借口，我们就可以说，欺骗和自我欺骗是社会现实里的核心问题。人能够生活在“自欺”状态中，仅仅是因为他生活在自由中，却不愿意去面对自由。因为某种程度的角色差异固然是被允许的，但如果差异超越了容忍的极限，社会就要收回对一个人的承认，就会把他说成是偏离道德规范的人或心理失常的人。

**社会的结构成为我们意识的结构。社会不会止步于我们的肌肤表面。社会控制也深入到我们的内心。我们受制于社会的枷锁，这个枷锁不是我们被征服后套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和社会合谋打造的。诚然，有的时候，我们受到社会的压制而被迫屈服。然而大多数时候，我们是被自己身上的社会性推入陷阱的。**我们来到人世之前，禁锢我们的围墙就已经修好了，但却由我们自己来进行重建。我们与社会的合作就是对自己的背叛，我们自己纵身跳进了社会的陷阱。

二、角色距离与游离

可惜并不是所有木偶都那么入戏，于是这次角色产生了**“角色距离”（role distance），其意思是不太认真地扮演角色，没有当真的意向，且另有秘而不宣的目的。在每一种高压的情景中都会产生这样的现象。黑奴下属假装出主人指望的百依百顺，但同时却策划着在某一天割断所有白人的脖子。**

“角色距离”标志着一个转折点，牵线木偶小丑变成了舞台上活生生的人，木偶剧场变成了活生生的舞台。

于是又产生了另一个重要的社会学概念：游离（ecstasy）。一旦个人不必用内心的投入去扮演角色，一旦他开始刻意和假装地扮演角色，扮演者就进入了“游离”的境界，就忘记了“理所当然的世界”。也就是波伏娃所说的离开了“严肃的世界”（serious world）。能使我们成为“不合时宜的人”，甚至成为彻底这个时代的“局外人”，并与其他时空中的不合时宜者与局外者相遇。换句话说，“游离感”改变了人的社会意识。

于是，我们在这里突然遇到了海德格尔的本真（authenticity），所谓本真的存在就是生活在这样一种清醒的意识中：个人的个性是独一无二、不可替代、无与伦比的特性。与此相比，非本真的存在就是在匿名的“人”中失去自我，就是把自己独一无二的特性拱手出让给社会构建的抽象概念。

时代的游离感和本真感，使得自己个人的生命开始持续与历史和社会对话，进行“不合时宜地沉思”，从而能摆脱当代社会对人的所谓“本性”、对人的生活的境况与目标所进行的普遍渗透的改造。从而绕开和颠覆最精巧的社会控制系统。

三、社会性的和主体间性的自我，与符号互动

这里主要谈论米德，米德对现代自我的研究主要包括两个部分：

其一，他从儿童发展的角度来探讨这个问题。具体说来，自我的起源可以通过两个发展阶段来解释。第一个是“玩耍”（play）阶段，在这个过程中，孩子们学习如何把自己置于另一个人的位置上。在这个时候，孩子们获得了一个自我——他们通过学习扮演其他个体的角色来做到这一点。第二个是“游戏”（game）阶段，一种更复杂和要求更高的社会体验阶段。在游戏中，孩子们不仅要扮演一个个体的角色，还要扮演所有参与游戏的个体的角色。此外，孩子们必须学习如何根据游戏规则协调他们的行动。在这个关键时刻，米德引入了他最著名的概念之一——“概化他人”（generalized other）。米德的“概化他人”概念，指的是孩子成长过程中内化社会态度和规范的过程。通过学习如何扮演“概化他人”的角色，孩子们获得了将社会群体的态度导入自我之中的能力。因此，他们开始从其他所有人的角度来看自己。更深层来说，身份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靠他人的社会承认行为赋予的。个人给自己的定位坐落在社会控制的诸多体系里，每一种社会控制体系都含有一个产生身份的设施。只要可能，每个人都会尽力处理好他的社会联系（尤其是亲密的社会联系），以便强化曾经使他满意的身份。娶一位认为他善于辞令的姑娘、挑选一些认为他有趣的朋友、选择在他人心目中有出息的职业，这些都是他可以操纵的社会关系。

其二，米德从自我的内部结构来分析自我。米德跟随实用主义者詹姆斯和杜威的观点，认为自我是一个持续的社会过程，其中包括两个不同的阶段。一方面是“主我”（I），米德将“主我”描述为个体对社会情境的自发反应。另一方面是“宾我”（me），指的是我们通过他人的眼睛来看待自己，从而建立起一种社会建构的、有意识的自我形象。(2)想象一下今天早上吃早餐——你可以看到自己在喝牛奶、吃麦片、与父母聊天，等等。“主我”是记忆阶段的自我，而“宾我”则是记忆中的自我形象。对米德来说，“主我”是新奇和创造力的源泉，是个体性的确认所不可或缺的，而“宾我”则是指一个人内在的一套有组织的社会态度。米德因此排除了内在主观生活和外在客观现实之间的僵硬划分。相反，他认为自我是一个过程，通过这个过程，社会经验（通过“宾我”）永久地融入自我，并由“主我”重建和重构。即使在某些情况下（如情绪高涨的时候），它们能够融合，而且也确实融合了，但事实仍然是，自我的内部建构是一个以这两个方面或阶段之间的相互影响为特征的辩证过程。反过来，“主我”和“宾我”（两者即自我）之间的辩证关系只是一种更一般的辩证关系，即自我与社会之间的辩证关系的一个阶段。自我是一个这样的过程，不断被创造和再创造的过程，人进入每一个社会情景时自我都要发生变化，自我靠纤细的记忆之绳串联在一起。自我不可能在无意识里寻求庇护所，无意识并不包含自我的“真实”内容，这是因为无意识自我同样受制于社会生产，在这一点上，无意识自我和有意识自我没有差别。

四、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

这里主要分享Bruno Latour的观点

从一个更高的角度来看，其理论原则可以从四个角度进行简要的概括，它们分别涉及行动者、非还原、转译和联系：

（1）行动者（actors）：任何现存的事物都是一个行动者。而对于所有行动者，都必须以同样的方式对待。
（2）非还原（irreduction）：没有任何东西可以被还原为其他东西，或者被其他东西所取代。
（3）转译（translation）：由于不可能存在替补或替代者，所以只有真正的工作才能影响其他实体。
（4）联系（association）：强或弱都是联盟（alliances）或联系的一种函数。探讨这些联系是社会科学的任务

行动者—网络理论（actor-network theory），以下简称ANT

科学社会学中的传统观点认为，外在的现实是存在的，也是固定的，科学家能够慢慢地逼近它。但根据Thomas Kuhn的研究，科学工作被看作是一系列认知建构，要参考社会利益来加以理解。这些可以与诸如场域内的资金水平或声望和资历等问题联系起来。ANT的创新性理论介入就主张，当自然科学家有争议时，他们会讨论并协商达成关于物质世界和社会世界的认识：“科学家和工程师及其所有人类和非人类盟友的活动是原因，各种自然和社会状态都是其活动的后果。”科学的争论都是围绕讲述不同的故事和招募（人类和非人类）盟友到各自所主张的世界模式中去而展开的。

拉图尔概括了研究科学家和工程师的七大方法规则：

（1）研究正在形成和发展中的科学技术。
（2）不要根据陈述或主张本身的优点来判断它。看看其他人对它的转述（即主张提出后又是如何被推进和受到挑战的）。
（3）“自然”是科学争议解决的结果，因此，“自然”本身不能解决科学争端。
（4）“社会”是稳定之结果，而不是稳定之原因；只有当人类和非人类通过持久的联系的链条被捆绑在一起时，社会才会出现，因此需要同等地对待所有登记在册的人类和非人类，以决定争议的解决对策选择。
（5）不要事先判断科学和技术的构成（我们不可能事先知道哪些联盟将形成，哪些利益将获胜）。要对科学和技术活动的界限持不可知论的态度。跟踪与每项主张相关的内容，看看什么被登记在册。
（6）非理性并不是指逻辑上的失败或对社会秩序的破坏，它被用于指称那些阻碍网络形成的人或物。
（7）避免纯粹的认知性或社会性的解释。成功的科学和技术依赖于成功的网络扩展。

他还将他的方法提炼为六项相关的原则：

（1）事实和技术的命运，无论被重视的还是被诋毁的，都是由后来的使用者决定的。它们的品质不是固有的和内生的，而是集体行动和决定的结果。
（2）科学家和工程师招募盟友（并代表他们发言）以加强对抗他人时的优势。
（3）科学、技术和社会不是离散的实体。无论从事实、技术还是人的角度来看，我们都面临联系的链条，只不过有些强有些弱。
（4）科学和技术显得越晦涩难懂，它们就越能拓展到实验室的围墙之外，因为它们需要大量重要的资源和盟友。
（5）人类的理智没有“很大的分别”。非理性是一种用于敌人的标签。
（6）科学和技术的历史，应该被看作是那些允许远距离采取行动的网络内部资源调动的历史。

ANT之所以具有挑战性，因为它不服从于任何固定的参照框架，或者社会世界得以建立的那些基础概念，并且它不区分人类和非人类行动者。它还摒弃了最标准的社会科学的二元对立，包括古代/现代、微观/宏观、主体/客体、社会/技术和自然/社会等二元对立。社会学家通常会做出古代/现代的划分，而ANT对这种划分也表示拒绝。它用行动链条的规模、复杂性（所涉及的非人类数量）和长度来解释差异。例如，现代社会“转译、跨越、吸纳、调动更多的元素，这些元素更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比过去更精细地编织着社会结构。由于同样的原因，微观/宏观之间的分裂对ANT来说也是毫无意义的。规模大小关系到行动者的获得或成就。重要的是联系之链条、网络之规模大小、所连接在一起的元素的数量。ANT回避主客体二分法及其在所谓“社会”中的设置。在拉图尔的理论中，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人类与非人类的联系。ANT认为，社会/技术二分法也经不起经验研究的审查，因为实体之间能相互交换，而且人类和非人类同样都能发挥能动性。因此，“自在之物”和“人类自身”的划分是毫无意义的。两者总是结合在一起的。我们不应该问我们自己是社会之物还是技术之物，而应该问的是，两者的联系比其他的联系更弱还是更强？

ANT的解释框架不考虑二元对立的本质差异，而是强调行动者—网络的稳定性和持久性。这就解释了是什么使社会结合在一起的。为了回答这个问题，ANT特别提及两件社会理论家通常避而不谈的事情，一是非人类的作用，二是为使联系成为可能所需要做的工作。物与人、自然与社会有一个共同的本体论，ANT用一个共用的词汇来指称这一本体。这个词即Actant，它表示的是本体，就是人的或非人的——包括技术的——能动性，以及它们的各种组合，ANT在解释中往往用Actant取代原来的行动者（actor）概念，因为行动者严格说来只表示的是人的能动性。此外，在ANT中行动者—网络取代了社会关系，授权（delegation）取代了社会角色，转译取代了互动。